2021年3月11日上午，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梁晓晖博士为人权研究院师生们开展了一场工商业与人权领域的新进展与新问题的专题讲座。讲座伊始，梁晓晖教授指出工商业与人权这一议题与当今中国与全球的各种问题和趋势密切相关，例如人口老龄化、新冠疫情及人工智能等，而工商业与人权之间的普遍联系奠基于人权意识的普及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梁晓晖教授接着指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际BHR议程对中国的影响经历了自治化、法治化和政治化三种发生机制或者说三波浪潮。
梁晓晖教授指出，BHR自治化是由工商业界自我所驱动且利用国际供应链等商业模式“自治化”实现的，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契约式、协约式、公约式和自约式等规则和倡议。契约式的人权责任自治化的实施办法主要是工厂查验，其内容主要是劳工权利保护，但存在着透明度和可信度低、重复操作导致实施效率低的问题；协约式的人权责任自治化由行业组织主导，此种路径在某个行业或地区内具有规模效益，但仍然无法确保公正性和有效性；公约式的人权责任自治化的参与主体还包括应链商业关系双方之外的第三方，能够更好地包容和协调商业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也具有较高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但是，所有这些BHR自治化机制都具有无法穿透整个供应链的根本问题，这导致供应链上的下游企业一层层将商业风险和人权风险不断转移给上游企业。这也是近年来原料生产环节人权问题频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BHR自治化也存在着虚伪性的一面，例如，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一些买家和品牌企业罔顾基本的法治原则，更勿论供应链上的人权挑战和责任。
接着，梁晓晖教授指出正是由于BHR自治化的缺陷，BHR法治化才在本世纪以来开始兴起。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供应链责任治理与法治的政治共识开始形成，例如，不论是在G7峰会、G20峰会还是一带一路峰会的宣言中都明确提及加强全球供应链的责任治理。第二，供应链人权尽责的国际制法蓬勃发展，联合国、经合组织以及欧盟都开始讨论和制定关注供应链人权责任的国际规则。第三，供应链人权尽责的国内立法开始兴起，例如，当下，大量欧美国家陆续出台强制性的人权尽责法律，且都可能适用于企业的整个供应链。第四，人权责任与国际贸易和投资体制加速整合，大量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都纳入了人权内容。
再接着，梁晓晖教授指出目前BHR面临的艰巨问题是企业人权责任政治化的蔓延和泛滥。这主要是出于对中国企业发展的“急冻”举措、借助工商业联系激发政治议程压力、界定“清洁供应链”和构建供应链“价值同盟”以及推动自治体系的提升与改进的需要，但是企业人权责任问题政治化会导致工商业决策的“晕轮效应”、上下游合作的“邻避效应”、改进和发展的“破窗效应”、倡议和标准的“寒蝉效应”等负面效应，正在并将持续会对工商业和人权两个方面造成巨大损害。
最后，梁晓晖教授指出BHR的前路应当是“规则抢滩”与“道义制高”，也即以人权价值和原则重塑和强化自治化机制，并推动兼容工商业发展和人权实现的国际BHR议程法治化，从而达到反制BHR领域政治化逆流的目的。
本次讲座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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